游园惊梦

中国知识界的责任兼谈冉云飞的高论

                                      

成都文化名人冉云飞先生十一前一天在其博客中发布了一篇《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的文章，文章轻则批评图书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重则断定“四九年后到目前的图书馆管理，愚民是图书馆的核心”。冉文这一高论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但图书馆界反倒显得特别沉默——只有程焕文教授和旅居海外的雨僧先生发表了简短的回应。之后，冉云飞又在其文后留言道，“此文发表后，看到图书馆业内人士的指教，可惜除了浅薄的谩骂以外，的确更反应出图书馆业界的确没有几个真正的像样的人才。”

早在2006年，冉云飞先生就在其另外一篇文章《我被逼成藏书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即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失望和愤怒。只是这一次因为“官方愚民”说而显得比较刺眼，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言说的方便，就来了个标题党”。实际上，冉文并没有玩标题党的游戏，“官方愚民”说就是他的本意。

冉文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界缺少专门研究四九年后图书馆“官方愚民”问题的图书馆学家。事实也正如此。但官方愚民说法却并不是一种新近的提法。在美国，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图书馆学家哈里斯就指出城市公共图书馆的诞生根源就在于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实施的社会控制。上层社会为了社会稳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兴建公共图书馆以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修养。而在新世纪，一批后现代主义图书馆学思想家则提出一种新的关于知识控制的思想，他们受米歇尔福柯思想的影响，认为现代社会属于“监控社会”，从人与人之间到人与组织人与政府之间，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

问题是，这种社会控制或者冉先生指出的“官方愚民”究竟存不存在呢？很显然的是，无论是中外古今，对知识的控制随处随时都是存在的。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也存在对知识领域的严重控制甚至是侵犯。美国图书馆协会下设一个“知识自由办公室”，他们就是专门关注知识自由领域，无论是FBI从图书馆获取用户记录还是具体法律条款与保障用户权利相冲突的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其实在我昨天的博文《监狱图书馆风云》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政府或者司法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侵犯都是很显而易见的。为了提醒人们珍惜阅读自由与知识自由获取的权利，美国图书馆协会还会在每年的九月最后一周与出版协会等组织共同举办“禁书周”活动呢，在这一活动中每年都会公布前一年的十大“禁书”。

美国如此，中国则更不复说——四九后知识分子危言危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也许如今情况会好些。但是，有一点则毫无疑问，从中国图书馆界引进西方关于图书馆思想时，一些基本的理念和职业精神却是同步引进和发展的。对于知识自由、平等获取——正如于良芝教授所总结的那样，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这些是我们这个职业的一直以来坚守的信念。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这几年，范并思先生的“为公共图书馆精神辩护”以及“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和核心价值”问题的讨论都将中国图书馆的职业理想表达得清楚而透彻，它们也从根本上拉近了与英美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思想之间的差距。还有，我们也一直在为《图书馆法》的建设和实施而奋斗。当然，在实践中，问题仍然存在，但问题也在逐渐地解决之中。

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包括冉云飞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却不断地否定图书馆界的努力，甚至是冷嘲热讽和激烈批评。他们总是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不是把建设更好的图书馆作为自身的使命之一。图书馆是所有人的图书馆，所以为了达成知识自由与平等获取等目标所有人都有建设的义务。将中国图书馆界孤立起来，然后对其指指点点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在晚清还是五四时期，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图书馆学家。梁启超为在其晚年为图书馆倾注了热情，他建立“松坡图书馆”，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发表演说词，研究目录学，他甚培养其女儿梁思庄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王云五知识分子也为中国早起的图书馆建设付出了心血。

冉云飞先生曾在在他的一篇《影响自己的十本书》中提到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如果他熟悉博尔赫斯，那就应该知道博尔赫斯的那句名言：我一直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最后，以冉云飞的博客首页引用的埃德蒙．柏克的话作为结尾：恶人得胜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袖手旁观（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作者: 游园】【访问统计:】【2007年10月9日 星期二 21:45】【注册】【打印】